
本报记者 杨丽娟如何杠杆炒股
抗战期间,民国首富荣氏家族的企业遭受重创,或毁于战火,或遭敌劫掠。唯独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(简称“申四福五”)完成了一场工业史上的“暗度陈仓”——它们西迁至宝鸡(古称“陈仓”),在西北大地生根发芽,于一片荒凉中创造出战时奇迹。
这一奇迹的背后,是一场曾经被反对、而后被遗忘的工业内迁。
1938年,外国友人路易·艾黎的暗中相助,让“申四福五”把内迁的目光转向了宝鸡。从汉江之畔到黄土塬上,工厂不仅艰难复工,还开凿出4800多平方米的窑洞车间,总长度将近2千米。万锭纱机进窑洞,哪怕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中,依然坚持生产,支援抗战。
这一壮举被林语堂赞为“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”。然而,当战火远去,这片国内现存最大的抗战窑洞车间一度只剩断壁残垣。幸好,有识之士的呼吁和抢救,让它以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之名重获新生。“西度陈仓”的抗战工业内迁史,正在被更多人看见。
展开剩余95%上世纪40年代的工厂鸟瞰图(局部)。
为防日机轰炸,申新纱厂开凿了24孔窑洞车间。
内迁之争
2015年春节前夕,时任宝鸡市金台区十里铺街道办副主任的王敏走访慰问贫困户时,偶然看到路边的一块石头,“看上去很特别,上面隐约有字。”这是她与申新的第一次相遇。石头风化严重,字迹难以辨认,她叫了辆三轮车,把石头暂时存放在街道办后院的角落里。后来,她才知道,石头上的四个字是“申新四厂”。
与很多宝鸡人一样,土生土长的王敏很早就听过“申新四厂”这个名号,他们更习惯称之为“申新纱厂”。有人说,申新纱厂是荣家给大姑娘的陪嫁。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让她直犯嘀咕:荣家是民国首富,被誉为“面粉大王”和“纺织大王”,怎么会把大姑娘嫁到宝鸡这个偏僻的小城?难道是这个大姑娘不得父母欢心吗?
这些疑惑在工作的繁忙中一闪而过,没想到,2016年,长乐塬开发建设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,王敏被任命为副主任。
长乐塬,即申新纱厂旧址所在地。如今,这里已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其保存的国内现存最大的抗战窑洞车间,引得往来游客络绎不绝。十年前,这里却是一片被遗忘的断壁残垣,“窑洞里被周边居民和企业倒满了垃圾,道路上蒿草有一人多高,乐农别墅许多地方已经下陷和坍塌……”
从被遗忘的断壁残垣到闻名遐迩的抗战工业遗址,“荣家大姑娘陪嫁”的传言不再,申新纱厂的“抗战传奇”则日渐清晰。
申新纱厂,这个在宝鸡家喻户晓的名号,的确是荣氏家族的产业。20世纪初,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以四部石磨起家,在无锡创办了一家小小的面粉厂。到抗战前夕,这个最初日产量仅300袋的小厂,已然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工业——以“福新”“茂新”为名的14家面粉厂,以“申新”为名的9家纺织厂,如星辰般遍布无锡、上海、济南和武汉等地。
位于武汉的申新四厂是其中一家纺织厂,它的诞生,原是为了给福新第五面粉厂(简称“福新五厂”)生产面粉袋子。福新五厂创建于1919年,当时正值一战后,帝国主义无暇顾及中国市场,福新五厂生产的“绿牡丹”牌面粉沿汉水至长江,再经长江到海上,一度远销南洋和欧洲。然而,作为包装的面粉袋子还要千里迢迢从无锡、上海运来,显然不是长久之计。于是,1921年,申新四厂应运而生。
两家工厂比邻而居,同处汉江北岸,被老人们亲切地称作“申四福五”。这不仅是因地理位置上的相近,更因两家工厂的掌舵人同为李国伟。
李国伟,原是陇海铁路总工程局徐州工务段副工程师,1916年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成婚,在岳丈的劝导下,1918年辞去工程师,投身实业。这位工程师出身的经理人,用十年光阴将申四福五经营得风生水起。然而,1937年的炮火,彻底改写了申四福五的命运。
卢沟桥事变后,不少上海工厂开始内迁,先至武汉,又到重庆等地,一场悲壮的“工业内迁运动”正沿着长江逆流而上。每遇空袭,汉江之畔的申四福五就不得不停产。李国伟有心把工厂迁到重庆,免得落入敌人之手。
没想到,上海的股东们竟然反对内迁,他们坚持“一动不如一静”,有人甚至说“宁可弃之江中,也不迁之于川”。股东们考虑的是成本和风险,迁厂是一笔大支出,况且上有敌机下有追兵,说不定还未入川,设备就被炸光了。他们建议,可以仿照上海租界的申新二厂和申新九厂,依附英美势力,夹缝中求生存。殊不知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无所顾忌地进入上海租界,大肆掠夺,申新二厂和申新九厂最终也未能幸免于难。
这是后话,眼下,各地工厂的噩耗接踵而来:申新五厂在“八一三”的炮火中化为焦土;申新八厂在日寇的轰炸机下沦为废墟;无锡的滚滚浓烟中,日寇抢走茂新一厂的四万袋面粉,而后一把大火烧毁厂房;茂新二厂沦为日军的病马院,物资被抢劫一空;申新三厂损失最为惨重,硫黄火药加上柴油焚烧,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工厂毁于一旦……
李国伟痛心疾首,奈何股东们固守己见,他只好一边试图说服“老股东”,一边带着支持内迁的“少壮派”,悄悄准备“西迁计划”。内迁态度最坚决的瞿冠英和章剑慧,一个被派往重庆考察厂址,一个安排工人趁着夜色拆卸部分机器。1938年4月,李国伟亲自飞往重庆,在一个叫“猫背沱”的地方,购买了建厂用地。6月初,章剑慧等不及,干脆先斩后奏,包了一艘英商轮船,先往重庆运走一批纱机和织布机……
此时,日军已经直逼郑州,眼看武汉告急,负责沿海工厂内迁的“监督委员会主任”林继庸也坐不住了,挑出一批精兵强将,组成“拆迁队”,到各大厂矿督促拆迁。8月4日,宋美龄亲自视察申新四厂,当场告诫厂长章剑慧,厂子“非迁不可”。
“老股东”与“少壮派”的争执,在“最高机关”的命令下告终。早有准备的章剑慧雷厉风行,搬出早已准备妥善的木箱,全厂两千余工人日夜动手,拆机装箱。8月16日,武汉徐家棚火车站,两名工人护送第一批机器踏上征途。
列车隆隆远去,意外的是,终点并非之前考察的重庆,而是西北的陕西宝鸡。申新四厂内迁的目的地为何转向了宝鸡?这个改变中国工业版图的决定,背后站着一位新西兰友人,他就是工合创始人路易·艾黎。
抗战期间,女工在窑洞车间坚持生产。
工合暗助
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冯驱第一次知道艾黎的名字,是从外公王阿庭口中。外公当过申新四厂的总务课长,有一年端午节,外公指指挂在门上的艾草,拿小木棍在地上写了个“艾”字,“艾黎的‘艾’,也是这个字。”
9岁的孩童其实没太听懂什么是工合运动,只记住了艾黎的名字。后来,作为申新子弟开始研究工业内迁史,冯驱才惊讶地发现,原来艾黎先生的工合运动与申新四厂内迁宝鸡有如此密切的联系。
“工合”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,目标是将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,进而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工业战线。工合运动最早由各界爱国人士、斯诺夫妇与艾黎倡议,随即得到宋庆龄、宋美龄姐妹及国共双方的认可和支持。
1938年夏天,艾黎正在武汉为创办工合四处奔走。这一天,他正在洗澡,共产党人博古闯了进来,他似乎很着急,不等艾黎穿好衣服,就坐在澡盆边急切地谈起了当前形势。艾黎在自传中回忆:“他说敌人大概会进一步深入西北地区,这样,八路军就将占领农村,同侵略者展开游击战争。”博古提出了共产党人的建议,将武汉的工业尽量迁到西北去,这样将对抗战“大有帮助”。
8月5日,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。代理总干事艾黎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促使企业内迁西北。最终,他成功动员了64家工厂,包括落脚宝鸡的申新四厂。
抗战前夕的宝鸡,只是一个六七千人的小县城,唯一的“商业街”中山路上,零星分布着百数十家手工业作坊,有铁匠铺,有酿醋坊,有染布坊,还有做竹编笼箩的。若不是1937年陇海铁路修到了宝鸡,那些生活在沿海繁华都市的大股东,可能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过。直到1938年,还有股东认为宝鸡荒僻,“决不能去”。
艾黎如何说服申新四厂转向宝鸡?他在自传中没有详细记述,多年后,冯驱自费前往上海、无锡等地翻遍档案,在树荫下陪着申新老人喝茶聊天,才逐渐厘清了其中的缘由。
1938年8月4日,宋美龄突访申新四厂,是由艾黎特意陪同的。那天,宋美龄下令“非迁不可”,章剑慧一直力主内迁,立刻趁机争取官方的支持,追问抗战最后根据地是何处,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去?他抛出了厂里的难题,5万纱锭,1000台织布机,1个染厂,这1万多吨的物资若要搬迁,仅木箱就要2万多个,“没有政府力量是不可能的”。
宋美龄听了未予置答。第二天,在市长召集的实业家大会上,章剑慧从艾黎口中听到了“答案”:至重庆的水路交通忙碌不堪,而陇海铁路已通车宝鸡,沿平汉铁路由郑州转向西北,最远可达宝鸡,这里地处内陆腹地,比较安全。
几乎与此同时,前往重庆考察的瞿冠英、厉无咎,在函电中为股东们算了一笔账:“重庆绝对无船,且运费每吨约三百元(外国船),中国船官定八十元,但在十个月内无吨位可装……宝鸡运费对折,每吨二十八元……比逃亡任何地方便宜……况且宝鸡棉花取用极便,只要做好一、二年好生意,损失不难收回,或者有余。”
内迁宝鸡,终成定局。“在炮火连天的时候,各厂职员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最宝贵的机器,敌机来了,伏在地上躲一躲,又爬起来拆,拆完了就马上扛着走。当时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,喊声哎哟,洒着眼泪,把死尸抬过一边,咬着牙根,仍旧向前工作,冷冰冰的机器每每上面涂上了热腾腾的血!”这是林继庸回忆抗战初期工厂内迁情形时留下的文字,对于申新四厂来说,何尝不是如此?
然而,含泪抢拆的机器,竟迟迟等不来火车。章剑慧在运输总司令门外站了三个小时,才得到一纸手令。8月16日起,20批机器物资陆续运往宝鸡。第21批货物沿平汉路运至河南,才发现柳林车站已经失守,不得已又退回武汉。还有一批设备,马上就要装车,可国民党军队的防御工事修到了工厂门前,只好改用驳船从水上转运至铁路再装车,结果在江上遇到大风,200多箱纱机和一部1000千瓦的发电机沉入江底。
最终,申四福五运到宝鸡的物资仅有纱机2万锭、布机400台、3000千瓦发电机一组、日产3000袋的面粉机一套——这还不足厂里所有物资的一半。运不出的机器物资,只能寄存在英商万安洋行、怡和洋行的货栈,奉命留下看守物资的何致中,赶在武汉陷落前夕,躲进了法租界。然而,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后,还是打听到了他的踪迹。敌人要求他交出剩下的物资,“合作”复工,被断然拒绝后,竟派特务逮捕了他。何致中因此在狱中被关押42天,可怜他宁肯入狱也要保护的物资,珍珠港事件后还是被日寇全部掠去。
2020年,重焕光彩的窑洞车间正式对外开放。
荒原建厂
1938年8月下旬,一列满载机器的列车顶着日寇炮火艰难前行。车轮与铁轨碰撞发出沉闷的“咣当”声,走走停停六七天,终于抵达宝鸡。
背靠蟠龙塬,南倚秦岭,渭河浩浩荡荡穿城而过,宝鸡的历史厚重感从它的古名“陈仓”可见一斑——它是西汉战神韩信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”的战略要地,也是被誉为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的陈仓石鼓的发现地。
陈仓,本意为“装满谷物的粮仓”,但1938年的宝鸡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黄河花园口决堤后,短短半个月,3万多河南难民扒着火车,沿陇海铁路涌入小小的宝鸡县城。
这年8月,两位来自武汉的客人几乎同时抵达宝鸡。一位是卢广绵,受路易·艾黎的派遣,前来筹组工合西北区办事处;另一位是瞿冠英,为申新四厂内迁寻找新厂址。彼时他们还不知道,工合与申新的缘分将在这座小城续写。
不到两个月,卢广绵就在难民中组建起40个工业合作社。每天步行出门的瞿冠英,也找到了理想的厂址。这是位于县城以东十里铺陈仓峪塬下的一片荒地,东西长约2里,南北宽约1里,最关键的是邻近斗鸡台火车站,货物运输极为便利。
站在今天的长乐塬回望,不得不佩服瞿冠英当年的远见。长乐塬南侧百米之遥的陇海铁路上,每隔五六分钟,就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,向人们展示着这座西北工业重镇的蓬勃生机。这一切,都始于以申新四厂为代表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。
然而,当年初到宝鸡的申新四厂工人,一下火车就傻了眼,眼前一片荒凉,触目所及,只见一人多高的茅草在风中摇曳。几十车皮的机器运抵斗鸡台时,正值雨季,急需卸车人手。可宝鸡县城连专业搬运工都没有,只能找来一些庄稼汉。他们从没搬运过装满铁家伙的沉重木箱,加上语言不通,一股脑从车上把木箱翻滚下去,心疼得押车工人直掉眼泪。
当时的陈仓峪没有公路,没有汽车,没有电,没有煤,也没有多少人口,只有荒原上疯长的野草,还有夜间出没的狼群和土匪。“乱嚎乱叫的狼群把人逼得跳到木箱上兜圈圈,实在没办法,工人们只好把木箱集中摞起来当围墙。”关于这段与狼抢占领地的往事,不止一位老人告诉过冯驱。
面对这样一片工业荒原,工人们难免有点灰心丧气,李国伟却下定决心要破釜沉舟。他向来是个愈挫愈勇的人。
1931年夏天,长江洪水肆虐,他带着工人筑堤防护。修筑堤坝的土方不够,他当机立断,下令拆房挖墙,甚至拖出库房中两万多包下脚麦,一袋袋垒成防洪堤坝。最终,繁华市区变成一片泽国,而紧邻汉江的申四福五却如孤岛般屹立,庇护了大批市民。
水灾刚过,火灾又来。1933年,一场大火席卷申新四厂,木质车间和机器设备尽数焚毁。面对废墟,李国伟果断贷款、订购新式机器,重建钢筋水泥厂房。
如今,自己一手创办的工厂和民族的命运一样,走到了最艰难的时刻。更何况,还有那么多工人对工厂不离不弃。“从武汉内迁时,原计划只带70名技术工人随迁。没想到有200多人宁可不要遣散费,也要随厂一起走。”冯驱列出那些感人的名字时,如数家珍,“裴振发、杨金河、阎孝春、钱玉云、刘仁宝五个人为了寻找工厂,从汉口沿着铁路,步行900多公里,一步步找到了宝鸡。工友王素海先到重庆,又从重庆翻山越岭而来找工厂……”
这么多工人,如果不开工,用王阿庭的话说,就是“一群带着机器的难民”,但购买土地、兴建房屋都需要时间。李国伟和瞿冠英四处奔走,一边筹建厂房,一边把10台细纱机租给西安大华纱厂,以每锭每月1元钱的租金,维持工人生计。
等待复工的日子里,工人们各寻办法,一位谢老太竟然靠工合开创了“事业第二春”。谢老太在申新四厂时就是生产快手,她把三儿一女都送上了抗战前线,孤身一人也不愿闲着。在卢广绵的支持下,她向工合贷款3000元,在十里铺组织起了武汉工友第三织布社。
美国《生活》周刊记者卡尔·麦当斯夫妇拍摄的照片中,谢老太一身素衣,扎着简单的发髻,面容祥和地坐在织布机前。梭子飞转,棉线交织,一匹匹布、一件件军衣就这样送往战场,而织布社开工当年,就盈余1700多元。
长乐塬遗址区,可以看到按原貌复刻的发电厂烟囱和伪装网。
窑洞车间
1939年8月9日,从咸阳采购的小青瓦与耀县运来的石灰,在陈仓峪化作14间平房。平房里,12台大大小小的汽车引擎靠木炭机驱动,带动2000枚纱锭开始试生产。停工一年的申新四厂,终于在“临时动力”下艰难复工。
但这简陋的厂房终究只是权宜之计。自山西运城陷落,从那里起飞的敌机便频频空袭宝鸡。老宝鸡人何应宽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轰炸的惨状,“人被炸得腿在电线杆上挂着……为啥会炸死那么多人,主要因为人们都没见过飞机……飞机来了还看热闹……”据《宝鸡市防空志》记载,抗战期间,日军共出动334架次飞机,轰炸宝鸡32次。
人心惶惶之际,刚从重庆赶赴宝鸡的章剑慧也忧心忡忡。一年前,日寇逼近武汉,他作为迁厂“总指挥”,在汉江边送走了一批批西迁的同事和机器。风声鹤唳中,他独自留守到最后,把身上唯一的一张飞机票也送给了同事。幸遇同乡徐祖善相助,才在武汉失陷的前夜撤出。
1938年11月,劫后余生的章剑慧到了重庆,立刻马不停蹄地忙起来。利用申新四厂提前运到重庆的少量纱锭和机器,他迅速办起了“四川第一个迁入的纱厂”。重庆纱厂刚开工,他又奉命穿越秦岭,奔赴宝鸡,投身西北工厂的复工。
在重庆,章剑慧见过隐蔽在山洞里的工厂,防空效果不错。如今宝鸡要建新的厂房,他灵光一闪:西北百姓世代居住窑洞,能不能效法重庆的山洞,在陈仓峪下修筑“窑洞车间”?这一想法与总经理李国伟不谋而合。
两个月前,西安的大华纺织厂遭到轰炸,纱机全被炸毁。李国伟很清楚,宝鸡的这点机器,已经是工厂最后的命脉,若不想重蹈大华的覆辙,只有窑洞车间一条路可走。不过,百姓居住的窑洞毕竟体量小,挖出能办工厂的大型窑洞,技术上可行吗?
南方人不懂北方的黄土,李国伟向过去的同事陇海铁路局工程师吴凤瑞请教。吴凤瑞不愧是专业人士,他没勘察过陈仓峪的地质,但立刻联想到了附近的斗鸡台隧道。当年,陇海铁路修到宝鸡,恰逢北平研究院发掘陈仓古汉城遗址。为保护遗址,工程人员摒弃断面大开挖的施工方法,在地下开凿了长158米的斗鸡台隧道。隧道穿过黄土台地,至今稳固无恙。
有意思的是,吴凤瑞为求稳妥,又找来一位“洋专家”商讨。这位“洋专家”就是时在宝鸡的路易·艾黎,艾黎不是工程师,但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最偏远的角落,熟悉抗战初期的局势,更熟悉不同地区的地形。他闻言当即表示,这是抵御日军轰炸的好办法!
1940年1月,窑洞工程开工了。为赶进度,申新把土方工程承包给建业营造公司。这是由上海内迁到西北的一家建筑公司,大上海的公司盖楼房是内行,来西北挖窑洞却是头一回。更要命的是,为节约成本,公司竟雇来许多难民当临时工。可怜的难民只想挣口饭果腹,同时挖出十余洞口,拼命往里掘,至于安全,他们不懂,也顾不得。
一天,几个难民挖着挖着,突然发现了一座古墓。他们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,就用黄土和杂物把古墓洞口掩盖起来,到了夜里,几人溜进洞里偷挖,果真挖出一只金鸡、一个金瓶,顿时喜出望外。据说,他们把金鸡和金瓶悄悄卖给了县城的古董商,得了8000元,自此远走高飞,逃离了宝鸡。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不辞而别的临时工,在工地上留下了令人浮想联翩的“暴富”故事。其他临时工也想撞大运,挖土的劲头更足了。没几天,两个窑洞共用的圈脚就被掏空,连着7孔窑洞,一夜之间轰然坍塌。
工程被迫暂停,不能再这样蛮干了。李国伟一封电报,紧急请来两位高材生救场。一位是他的堂弟李启民,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,抗战前曾在英国纺织工厂实习,作为铁路工程师参与过浙赣铁路的建设。李启民是个英俊的小伙子,抗战前就有了婚约,未婚妻是红极一时的上海影星夏霞。两人原本约定,待他留学归来就成婚,但山河破碎,李启民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宝鸡。直到窑洞车间落成,千里迢迢赶来的夏霞才见到了分别多年的未婚夫。
另一位则是建筑师王秉忱,他本来就读于中央大学物理系,学到一半,受父亲好友吕彦直的影响,一脚跨进了建筑系。吕彦直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南京中山陵,王秉忱大约从未想到,他到西北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然是窑洞车间。接到李国伟邀请时,他已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,原定到宝鸡工作6个月,最终却在黄土地上坚守了8年,为申新设计了办公大楼、住宅区、厂房等几乎所有的建筑。
两位年轻人来到宝鸡,观察工地后,胸有成竹地提出了新的施工办法:先把挖出的窑洞两壁用青砖砌护,窑顶预支弧形木模板,而后再以青砖砌拱券加固。建业营造公司按照此法施工,果然再也没有出现坍塌。
2006年李启民逝世后,他的长子遵遗嘱,将父亲亲手绘制的窑洞车间等304张原始蓝图寄给了冯驱。如今,那幅纵横交错的窑洞车间平面图,展示在长乐塬遗址内,过往游客无不注目。传统的黄土窑洞最深不过20米,而长乐塬的24孔南北向窑洞中,有7孔超过64米,最长的达到109米。7孔长洞还被6条东西向的横洞贯通,乍一看宛如网格状的地下迷宫。
不仅如此,两位年轻人还因地制宜,为窑洞设计了储水窖、吸尘塔、避让洞等配套设施。“西侧第7孔窑洞之前坍塌得太严重,直接塌出了一个通天透亮的大窟窿,他们就利用塌方部位改建了通风孔。”冯驱向记者介绍,这样的通风孔,整个窑洞车间共有5眼。
将蓝图落在黄土塬上,也是一波三折。1940年10月,建业营造公司扛不住物价飞涨的压力,撂了挑子。留下的半拉子工程,压在了纱厂工务主任李启民肩上。
他带着厂里的工人,钻进黑黢黢的窑洞,一锹一锹地向前挖。窑洞越挖越深,全靠煤油照明,帅气的小伙子每次从洞里出来,都被熏得满脸墨黑,连擤出的鼻涕都是黑乎乎的。
没有人停下来,他们都记得总经理李国伟在厂务会议上动情的鼓励:“在这紧急时刻,多增加一分生产就是多增加一分国力。”“环视西北半壁,纱厂寥寥无几家。无论前方将士,无论后方民众,均有赖吾等接济。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,努力增加生产。”
1941年2月28日,耗资113万元的窑洞车间终告竣工。万锭纱机进窑洞,轰动一时。1943年,林语堂来到宝鸡,当他看到窑洞车间里壮观的生产场面,震撼不已。在用英文撰写的《枕戈待旦》(The Vigil Of A Nation)一书中,他用激动的笔调告诉世界,“重庆及其周围有许多地下工厂,但没有一个在规模上超过申新的窑洞工厂”,这是“我所见到的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!”
1940年,申新从陇海铁路局租借了404号火车头,用于发电。
电力堡垒
在长乐塬遗址区,除了著名的窑洞车间,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座按原貌复刻的灰白色大烟囱。这座高耸的烟囱上覆盖着一张巨大的网状物,乍看像是现代儿童乐园里的攀爬网。经过冯驱的耐心讲解,记者才恍然大悟:这竟是当年发电厂的伪装网,专门用来迷惑敌机的视线。
众所周知,无论是纺织厂还是面粉厂,电力供应都是命脉。然而1938年的陕西,全省仅有一座西京发电厂,发电能力仅2200千瓦。虽然宝鸡设有一家分厂,但那微薄的发电量连宝鸡县城照明都捉襟见肘,更遑论支撑工业生产。
最初,厂里的“临时动力”设备全靠东拼西凑:陕西省农本局借来的木炭机、一家面粉厂借来的锅炉、一家染织厂借来的75马力蒸汽机,再加上大大小小的12台旧汽车引擎。电力工程师龚一鸥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日夜实验。一次实验中,汽缸突然喷出炽热的火花,瞬间燎焦了他的头发和眉毛,他却兴奋不已——正是这次意外,让他摸清了机器的运行原理。
75马力蒸汽机转了起来,可还远远不够。长达几个月的时间,每个人都在为发电问题焦灼不已,就在这时,老员工王阿庭注意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传闻。当地农民说,山西的西北制造厂躲避日寇时,曾带着两台火车头“旱地行舟”:没走铁轨,全靠汽车牵引、人推马拉,翻越秦岭到了汉中。为什么非要完整运输笨重的火车头?王阿庭百思不得其解,找到瞿冠英,两人你一言我一语,一个猜测让他们豁然开朗:西北制造厂很可能是为了把火车头带到汉中去发电。
1940年1月,申新向陇海铁路局租借了一台404号蒸汽机车。半年后,这台火车头沿着厂区临时铺设的250米铁轨,缓缓驶入工厂。轰隆隆的机器声中,改装过的火车头成功带动4000锭纺纱机高速运转,更多的棉纱开始输送到大后方。
其实,申新从武汉迁来的设备中,本就有一台3000千瓦发电机。但在日军持续轰炸的威胁下,没人敢贸然组装这台“电力心脏”——它需要足够坚固的厂房庇护。窑洞车间虽能防空,却容纳不下这个庞然大物。因此早在窑洞动工前,龚一鸥就着手设计特殊的发电厂房。“他设计了一座堡垒式锅炉房。”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管委会主任王敏介绍,“墙体基础和屋顶厚度相当于正常建筑的三倍,用铁轨代替钢筋,屋顶堆积着十余尺厚的黄土,从空中看就像一座小山。”
战时水泥堪比黄金。章剑慧特地从重庆申请到1000桶水泥,这些物资经木船运至广元,再换汽车翻越秦岭,历时半年才抵达宝鸡。仅建造这座堡垒锅炉房就耗去470桶,远在上海的股东们闻讯后,“铺张浪费”的指责如雪片般飞来。
然而历史证明了这一决策的远见。锅炉房刚落成不久,日军轰炸机便呼啸而至。炸弹直接命中屋顶土堆,炸飞了1米多厚的黄土,但房屋内部的机器毫发无损。
锅炉房坚如堡垒,高耸的烟囱却太显眼了。“1941年9月2日,发电厂连续被敌机炸弹命中,两间屋面瞬时跳起,稍稍移位又安然落下,唯独屋顶上的烟囱,被打折了半截……”龚一欧已经故去多年,在人生的最后10年间,他向冯驱念叨了许多往事。
面对这个致命弱点,工人们想出了“土办法”。冯驱告诉记者,一个叫尤阿二的工人擅长搓麻绳,他充当“技术指导”,带着大家用原麻和棕绳,搓出手腕粗的缆绳,最终织出一张巨型伪装网。伪装网围着烟囱,像搭帐篷一般,将烟囱和发电厂笼罩其中。
在伪装网的掩护下,3000千瓦发电机终于安全运行,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动力源。年发电量达1500万度的它,不仅完全满足工厂需求,更为陇海铁路沿线的多个城镇带去了光明。
窑洞车间全景。
战时宠儿
1941年10月,作家茅盾途经宝鸡时,被眼前的景象震撼——“宝鸡的田野上,耸立了新式工厂的烟囱;宝鸡城外,新的市区迅速地发展”,还有“银行、仓库,水一样流转的通货,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”,处处彰显着小城的繁荣。他不禁在文章中慨叹,宝鸡,陕西省的一个不甚重要的小县,如今成了“战时‘景气’的宠儿”!
电灯点亮了工业荒原的沉寂,机器的轰鸣取代了往日的寂静。随着发电厂和窑洞车间的建成,申新全面复工。很快,福新面粉厂、机械厂、造纸厂、煤矿、陶器厂等“配套产业”相继落成。为解决运输难题,李国伟甚至组建了汽车队和嘉陵江水上运输队。
战时物资匮乏,工人们的智慧被逼到极限。浆纱需用大量牛油,他们便远赴青海藏区采购,融化的牛油不好运输,买来牛肚(牛胃)装着,冻实了运回宝鸡,再破肚融化。滇缅公路封锁后,原料短缺,工人们便自制替代品——竹板制成棉条筒,棉线编成传动带,手艺好的人甚至能用废锯条做成卷尺。
生产艰难,工人们的“精神食粮”也没有被忽视。长乐塬遗址展出的一张张老照片,记录着他们八小时工作外的日常:排练话剧、做工间操、唱救亡歌曲、在图书室阅读……一张工人上文化补习课的照片中,黑板上“抗战救国”的标语清晰可见。
作家冰心也见过此时的宝鸡,她在1941年的《宝鸡三日》中写道:“在街上来回走了两趟,觉得比去年更热闹了!在抗战以前,这里是个不大出名的小县,而今却成了西北工业的中心……”在她眼中,宝鸡的工业不仅在于新式工厂,还在于遍布街巷的合作社,帆布、印刷、纺织、肥皂……“到处只看到工合的标识,无形中把宝鸡造成了个工合区。”
工合是申新内迁绕不过的话题,冯驱喜欢将二者并称为战时宝鸡的“并蒂之莲”。他告诉记者,艾黎曾感慨,与申新在宝鸡能继续交往是“一种缘分”。这种缘分在申新老一辈职工中口口相传——通过工合,申新为陕甘宁边区转运了大量棉纱、棉布和纸张。
1939年,“赶制万件棉衣,换取日寇万颗头颅”的口号中,仅宝鸡工合就为前方将士生产了60万条军毯、3.6万件军大衣,为八路军赶制10多万件棉衣。至1943年12月25日前,西北工合累计为抗日将士生产军毯181万条。
工合运动和工厂内迁,带着增加生产、支援抗战的共同使命,几乎同时在荒凉的西北大地上生根发芽,宝鸡的工业基础由此奠定。
1938年8月,天星大华打铁合作社开全国之先河,截至1940年4月底,西北区办事处辖内便涌现557个生产合作社,社员达8100人。几乎与此同时,陇海铁路管理局宝鸡机厂、申新纱厂、福新面粉厂、大新面粉厂、泰华毛纺厂、秦昌火柴厂等15家内迁企业在宝鸡扎根。至1941年,陇海铁路沿线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,已汇聚了200多家合作社和各式工厂。
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》统计显示,抗战前,西北工厂仅有19家,仅占全国工厂数量的0.48%。用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的话说,“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绥远各省的工业总投资,还低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一个装配线上的工厂。”而到1942年,西北工厂已达546家,占比飙升至20.56%。
2024年,宝鸡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中排名再度攀升,两年累计前进10位。昔日的西北工业重镇已蜕变为“智造高地”。而在冯驱看来,这份荣光早有伏笔,“80多年前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,正是奠定宝鸡工业重镇地位的最大功臣。”
上世纪40年代的申新纱厂女工宿舍。
遗址新生
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期间,政府从新秦公司选拔了200多名精兵强将。他们被委以重任,在陕西各大企业继续发光发热。“新秦”这个名字别有深意——“秦”代表陕西,“新”则源自“申新”,它的前身之一正是申新纱厂。“大家有时开玩笑,都说申新是西北工业战线的黄埔军校。”说到这里,冯驱的自豪溢于言表。
战火远去,机器搬出窑洞,几经更名的新秦公司在时代浪潮中起起落落,被誉为“抗战奇迹”的24孔窑洞,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命运轨迹。“2016年修复前,这里被6家单位占用,转租给30多家个体商户。”王敏向记者回忆道,“有种蘑菇的,有酿醋的,有做工艺品加工的,还有贮存红酒水果的,当然也有完全废弃的。第一次进去我还有点紧张,里面漆黑一片,手机的光亮只能照到几米远,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刺鼻的气味。”
在此之前,不止一个人想过,把这些窑洞改造成博物馆,但复杂的工程始终缺少恰当的契机。直到2016年3月,在冯驱、龚一鸥之子龚平等人的不懈呼吁下,申新纱厂旧址保护工作被列入宝鸡市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。不久,旧址又“升级”为金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抗战年代,长乐久安是人们最朴素的美好愿望。因此,申新在陈仓峪建厂复工之时,李国伟将这里更名为“长乐塬”。
2016年,这个口耳相传80多年的地名,终于重焕光彩。随着租户陆续迁出,那些饱经风霜的断壁残垣被精心修复,王敏团队征集的历史文献、照片和实物也被妥善安置在窑洞中。长乐塬不再破败荒凉,它先后成为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单位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2020年,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正式对外开放,截至今年,这里累计接待中外游客300多万人次。
今日的长乐塬,陇海线上的列车依旧隆隆驶过。走进清凉幽深的窑洞车间,在第一条窑洞的尽头,王敏当年偶然捡回的石头映入眼帘——那是申新初到宝鸡时购置土地的界碑,如今成了这里的第一件展品。
在6号窑洞内,工作人员轻轻按下电钮,一台产于1921年的粗纱头开松机缓缓运转,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——80多年前,这台机器坐着火车,穿越炮火,千里迢迢来到宝鸡。它见证了同伴们在这片荒原上建厂复工的艰辛,亲历了窑洞车间在敌机轰炸下岿然不动的坚韧。如今,它又回到当年的窑洞,向每一位到访者静静诉说那段热血沸腾的抗战岁月。
本文图片由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管委会提供如何杠杆炒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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